人文社科观点

在当代精神健康领域，生物精神病学已然占据主导地位。DSM-5的诊断体系、循证医学的金标准、制药工业的资本逻辑，共同构建了一个以"神经化学失衡"为核心解释框架的霸权结构。精神药物成为"科学治疗"的象征，而症状则被简化为可测量的生物标记物——抑郁被归因于血清素不足，焦虑被解释为GABA功能低下，精神分裂则被归结为多巴胺亢进。在此背景下，精神分析常被边缘化为"非科学"、"过时"甚至"反医学"的代名词。然而，我们认为：精神分析并非无力的怀旧，而是一种深刻的话语抵抗——它通过坚持症状的符号性、历时性与主体意义，对生物医学的"神经化学还原论"展开了持续而有力的修辞学抗争。

一、生物权力与症状的规训化：福柯的视角

米歇尔·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与《生命政治的诞生》中提出了"生物权力"（biopower）这一核心概念，指出现代国家通过管理生命（而非惩罚死亡）来实施控制，其核心手段之一便是将异常行为医学化。精神疾病由此成为"需要治疗"的病理状态，而非社会、文化或主体性冲突的表达。

在DSM-5体系中，症状被彻底标准化、分类化、去语境化。以"重性抑郁障碍"为例，其诊断标准仅依赖症状数量与持续时间，而完全忽略其背后的欲望结构、历史创伤与象征意义。这种分类逻辑，正是生物权力的典型体现：它将复杂的人类痛苦压缩为可统计、可干预的"病例"，从而便于制度化管理和资本化运作。精神药物在此过程中成为规训工具——通过化学手段"纠正"不符合社会规范的神经活动，使主体回归"正常"功能状态。

更为隐蔽的是，这种规训通过"科学话语"获得了合法性。制药公司资助大量研究，不断推动药物适应症的扩展（如将"社交焦虑"、"广泛性焦虑障碍"纳入药物治疗范围），媒体则将药物宣传为"大脑修复工具"。在此过程中，人类痛苦被彻底去政治化：主体不再追问"我为何痛苦"，而是追问"我的神经递质是否失衡"。

二、精神分析的抵抗：症状作为"辞说"

精神分析的核心抵抗力量，在于将症状重新符号化。弗洛伊德在《癔症研究》中开创性地提出，症状是"无法言说的欲望的替代表达"—即"症候作为辞说"（symptom as discourse）。拉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，指出症状是"能指链"在象征秩序中的断裂点，是主体与语言、他者、欲望之间矛盾的凝结体。

例如，一个反复检查门窗是否关紧的强迫症患者，其行为不应被简单归结为"神经回路异常"，而可能是对"失控"恐惧的象征性控制—一种对童年创伤（如家庭暴力导致的安全感缺失）的无意识重演。精神分析不试图机械地"消除"强迫行为，而是通过自由联想、移情分析等技术，揭示其背后的欲望经济学：患者真正恐惧的，或许是"被自身欲望吞噬"，而非表面的"门没关好"。

这种解释路径，构成对生物医学还原论的直接对抗。它拒绝将症状简化为"5-HT转运体基因多态性"或"前额叶-杏仁核连接异常"等生物学表述，而是坚持认为：症状是主体与世界对话的特殊语言。即使神经科学确实发现强迫症与眶额皮层过度活跃相关，精神分析仍然坚持追问：为何是这一特定区域？它为何以强迫形式表达？这背后有何主体历史和个人叙事？

三、神经科学的反讽：Bayesian脑与无意识推断

令人意外的是，当代神经科学的某些发展，反而为精神分析提供了新的科学支持。Mark Solms（2021）在《The Hidden Spring》中提出，大脑并非被动接收信息的"反应机器"，而是主动生成预测的"Bayesian机器"—它根据先验经验和内部模型，不断预测外界输入，并通过"预测误差"来调整自身的预测模型。

这一模型与拉康的"无意识推断"理论惊人地契合。拉康认为，无意识是主体在象征秩序中进行的"意义建构"—它不断尝试解释自身经验，填补符号系统的空白。Solms指出，无意识正是大脑的预测系统：它生成关于"我是谁"、"世界如何运作"的基本假设，并通过梦境、口误、症状等方式暴露其运作机制。

例如，一个长期压抑愤怒的人，其大脑可能形成"我应该永远温和"的预测模型。当现实情境挑战这一模型（如被同事不当冒犯），预测误差产生，但主体无法在意识层面符号化这一冲突，于是通过躯体症状（如偏头痛）或强迫行为来表达。这正是一种无意识的Bayesian推断：症状成为预测系统为维持自我模型稳定性而采取的"补偿策略"。

这一理论发展为精神分析提供了神经科学层面的合法性论证：无意识不是"非理性"的领域，而是另一种理性形式—一种基于情感经验与身体记忆的预测理性。

四、抵抗的张力：修辞学还是结构性力量？

然而，精神分析的抵抗面临着根本性的张力：它是否仅停留在修辞学层面，而缺乏真正的结构性力量？

在现实医疗制度中，精神分析常被收编为"补充疗法"—用于"个性化治疗"、"增强药物疗效"或"提高患者依从性"。例如，某些"整合式治疗"模式将精神分析用于"理解药物副作用"或"处理药物依恋"，却未真正挑战药物本身的主导地位。这种收编现象，正是福柯所说的"权力的毛细血管化"的体现：抵抗被纳入系统，成为其自我调适和优化的工具。

更严峻的是，精神分析本身也面临资本化的危机。私人分析诊所依赖高额收费模式，使其在事实上成为"精英疗法"；分析培训体系的高度封闭性，也限制了其理论和方法的大众化传播。在制药工业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推广药物的背景下，精神分析缺乏同等的经济资源与制度性支持。

五、结语：抵抗的伦理与未来

尽管面临结构性困境，精神分析的抵抗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它不仅是一种话语抗争，更是一种伦理姿态：它坚持痛苦有其意义，欲望有其真相，主体不能被简化为神经化学的附庸。

在生物医学霸权下，精神分析的任务或许不再是"取代"药物，而是重新定义"治疗"的本质含义：治疗不是"消除症状"，而是"理解症状"；不是"适应社会规范"，而是"在症状中认出自己的欲望真相"。

当DSM-5将"持续性复杂丧痛障碍"纳入诊断范畴，精神分析可以追问：为何某种长期的哀悼被医学化为"疾病"？当制药公司推广"数字药丸"（如智能药片监测服药行为），精神分析可以揭露：这究竟是医学关怀，还是更为精密的生命规训？

在神经科学的"Bayesian脑"理论时代，精神分析或许正迎来新的合法性契机。但它的真正力量，不在于寻求科学证明，而在于它始终拒绝将人还原为预测机器—即使这机器能够预测一切，也无法理解"为何我梦见了早已逝去的母亲"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