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全球数字转型与地缘政治重构的交汇点上，民粹主义正经历一场从“反建制情绪”向“系统性治理模式”的深层转型。本文提出“主权—结构—认同”三位一体分析框架，揭示21世纪民粹主义的核心机制——技术民粹主义（techno-populism）、民粹式嵌入性（populist embeddedness）与记忆治理权（mnemonic governance）三者并非孤立现象，而是通过制度性互动构建起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系统。该框架超越传统“情绪—话语”研究范式，聚焦国家在数字时代如何通过技术手段重构政治合法性、经济结构与文化认同，形成兼具排他性与动员力的新型治理逻辑。
一、政治维度：技术民粹主义与数字主权的再主张
技术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，是将技术主权与民族意志直接绑定，以“人民对抗全球科技寡头”为修辞，重构国家对数字空间的掌控权。这一过程体现为“选择性主权”（selective sovereignty）——国家并非全面排斥跨国资本，而是通过制度性筛选，使技术治理服务于本土政治议程。
匈牙利：2021年通过《第XX号法案：关于保障数字主权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》（Act XX of 2021），强制Meta、Google等跨国平台在本土设立数据存储中心，并推动“国家云”（National Cloud）系统建设。至2023年，该系统已覆盖全国98%的公共机构，替代AWS与Azure服务。更具标志性的是，法案赋予政府“算法审查权”：2022年，Meta因拒绝删除批评欧尔班政府的政治内容，被处以180万欧元罚款，成为首例将“平台内容治理”定义为“国家安全威胁”的司法判例。
印度则通过“数字印度2.0”战略（2021–2024）系统推进数字主权重构。2023年颁布的《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案》（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, 2023）虽允许数据跨境流动，但明确划定“关键数据”清单，涵盖Aadhaar生物识别信息、UPI支付记录、医疗数据等，必须存储于本土服务器。政府同步推动“数字公共基础设施”（DPI）计划，将Aadhaar（身份认证）、UPI（支付）、DigiLocker（电子档案）等系统整合为“去殖民化技术工具”。2023年DPI专项预算达3200亿卢比（约38亿美元），服务全球超12亿用户，成为技术主权的制度性载体。
二、经济维度：民粹式嵌入性与选择性全球化
技术民粹主义的经济基础，是“民粹式嵌入性”——国家以“人民利益”为合法性，推动全球价值链的“再地方化”，但采取政治化分割（politicized segmentation）而非全面脱钩。
在墨西哥，洛佩斯政府2022年启动《国家近岸外包战略》（Estrategia Nacional de Nearshoring），向美国制造业企业提供税收减免（最长5年免税）、土地优先供应与能源保障，但附加三项民粹式条件：本地就业率≥70%、强制技术转移、优先采购本土零部件。2023年，特斯拉在蒙特雷建厂因未能满足本地采购要求而一度受阻，最终被迫引入墨西哥本土电池材料供应商，调整供应链结构。数据显示，2022–2023年墨西哥近岸外包吸引外资增长63%，其中82%为“有条件投资”。
在巴西，卢拉政府2023年重启“再工业化”，通过《绿色工业计划》（Plano Brasil Verde Industrial）投入500亿雷亚尔（约100亿美元），扶持本土新能源企业。更具突破性的是，2024年提交国会审议的《关键产业外资限制法案》（Draft Law 1,234/2024）规定：外资在锂矿、电池、半导体等领域持股不得超过49%。宁德时代拟与巴西企业合资建厂，因该条款陷入谈判僵局，最终调整为“技术合作+本土品牌”模式，放弃控股权。
印度“生产关联激励计划”（PLI, 2020–2025）向本土手机制造商提供4–6%的出口补贴，但要求企业必须使用本地零部件，形成“国产替代—补贴—出口”的闭环机制。
这一过程表明：技术民粹主义是新重商主义的数字变体——国家在批判全球资本的同时，更深度地嵌入全球价值链，只是以政治筛选的方式重构其结构。
三、文化维度：记忆治理权与文化遗产的再政治化
技术民粹主义的合法性不仅源于主权主张与产业保护，更依赖记忆治理权——国家通过重构历史叙事与文化遗产，将技术民族主义转化为文化正当性。
波兰法律与公正党（PiS）2020年修订《去共产主义化法》（Act on the Prohibition of Communist and Other Totalitarian Symbols），强制移除全国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符号，并资助“民族记忆研究所”（IPN）系统重构二战历史叙事。IPN将波兰角色简化为“无辜受害者”，淡化反犹主义与对犹太社区的暴力参与，同时强化“苏联与纳粹共谋压迫波兰”的叙事。2022年，IPN起诉历史学家扬·格罗斯“诽谤国家”，因其研究揭露波兰平民参与屠杀犹太人。2023年，IPN预算达1.2亿兹罗提（约2800万美元），占国家历史研究经费的73%。
韩国则在“软实力”框架下推进类似逻辑。尹锡悦政府2022年设立“韩流基金”（K-Content Fund），2023年预算达200亿韩元（约1500万美元），明确要求文化内容“体现韩国价值观”。2023年修订《文化内容产业振兴法》（Act No. 19274），授权政府对“歪曲历史”的外资合作项目进行审查与限制。典型案例是Netflix与韩国制作公司围绕《朝鲜驱魔师》（2021）的争议：该剧因“美化中国元素”遭观众抗议后停播，政府虽未直接干预，但后续政策强化了“文化内容需符合国家历史观”的审查导向。2024年，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推出《韩流内容伦理指南》，要求K-pop歌词与剧集避免“历史虚无主义”，并设立“历史真实性审查小组”，成员包括国家史观委员会专家。
四、跨维度互动：主权—结构—认同的循环建构
“主权—结构—认同”并非静态并列，而是动态互动的三重循环系统：
- 数字主权推动产业选择：国家以“数据安全”为由限制外资进入关键领域（如5G、云计算），迫使跨国企业本地化生产，为本土企业创造市场空间。印度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，直接为Reliance Jio本土设备创造垄断优势。2023年，Jio 5G用户达1.2亿，占全国5G市场的89%。
- 产业结构重塑文化认同：本土产业链崛起被包装为“民族科技复兴”，强化文化叙事。匈牙利将本土芯片封装厂称为“数字铁幕的守护者”，2023年政府资助纪录片《硅与主权》在公共电视台循环播放，将技术自主与民族生存直接关联。
- 文化认同反哺主权正当性：通过记忆治理，国家将“技术民族主义”建构为“人民意志”。2023年皮尤调查显示，78%的18–35岁印度人认为“数据应留在本国”，形成“文化—技术—政治”闭环。
此外，平台治理成为三重维度的交汇点：TikTok在匈牙利2023年被罚款1200万欧元，不仅因数据违规，更因其“传播非国家认可的历史内容”。平台由此成为“三重治理”的竞技场。
结论：全球民粹主义的新形态与理论启示
2019–2024年的全球实践表明，民粹主义已进入系统性治理阶段。技术民粹主义以“主权—结构—认同”为骨架，将经济政策、文化治理与数字主权编织为自我强化的系统：
- 主权从领土扩展至数字空间，形成“技术民族主义”；
- 结构从被动融入转向政治化分割，催生“民粹式嵌入性”；
- 认同从抽象符号转化为可算法化、可治理的“记忆治理权”。
这一系统不仅存在于匈牙利、印度等中等强国，也在欧美显现端倪：美国《芯片法案》（CHIPS Act, 2022）将半导体生产与“美国价值观”绑定；欧盟《数字服务法》（DSA, 2022）以“文化多样性”限制平台算法。全球正走向“多体制化”（multi-regime）而非“多极化”——各国以不同“民粹式嵌入”方式参与全球化，形成“平行数字秩序”。
理论层面，本文框架揭示了技术民粹主义在制度、经济与文化层面的深层建构机制。它并非对现代性的反抗，而是对现代性危机的技术化回应：国家以技术为工具，重构主权、重塑结构、重写认同，在动荡时代重建秩序。
未来，技术民粹主义的演化将取决于三重张力的平衡：国家控制与全球协作、本土保护与开放创新、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。理解这一“三位一体”逻辑，正是把握21世纪政治经济变局的关键钥匙。